刘永坦:让海防雷达炼就火眼金睛

刘永坦:让海防雷达炼就火眼金睛

2019年2月16日

tomcat

新闻

刘永坦,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引领者,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率领团队全面自主创新,实现对海新体制探测理论、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工程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他凝聚了一支专注海防科技创新的“雷达铁军”,培养了一大批科技英才,耄耋之年仍奔波在教学、科研一线。

他,是黑龙江省唯一的两院院士;他,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带领团队研制出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实现了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他,带出一支作风过硬、能攻克国际前沿难题的“雷达铁军”;他,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做成了点儿事。

这事离开团队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殊荣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刘永坦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1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刘永坦接过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那一刻,他想的更多的是,他是在代表整个团队领取这个奖项。

40年来,刘永坦心无旁骛,始终致力于新体制雷达事业的发展,让海防“千里眼”炼就火眼金睛。

生逢乱世,唐诗宋词熏陶出家国情怀

幼时读史书、诵诗文,培养出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

“我家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前逃离的南京,如果晚一点我们都没了。

”刘永坦淡然的冷幽默中饱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1936年,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一个温馨的书香门第。

然而,生逢乱世,出生不到一年,他就随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

饱受10多年流离之苦的刘永坦自懂事起就对国难深有体会。

“虽然那时候小,但那种苦深深印在脑海里。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做完作业,母亲用慈祥动人的声音诵读诗词和讲解家国大义时的激情。

”刘永坦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读史书、诵诗文,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

父亲常告诉他,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

强国的梦想从小就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这种在唐诗宋词里熏陶出的家国情怀,此后伴随他科研攻关一生。

13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让他坚定了刻苦学习、科技兴国的信念。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在大学里他如鱼得水,对于学校开设的工科数学和物理,他觉得“不解渴”,又自学了理科数学和物理的有关部分。

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学习,成绩优异的刘永坦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

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

这年夏天,他走上哈工大讲台,成为高校教师,迈出向科学进军的脚步。

走出国门,开启学霸模式赢得同行认可

作出独创性贡献,被授予“名誉研究员”称号

1965年春,刘永坦在哈工大参加了科技攻关第一战,承担国家“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

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革”就开始了。

1970年刘永坦暂别尖端技术的研发,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农村。

刘永坦知道,处于逆境中的个人必须经得起考验,他没有消沉,激励自己做“合格的农民”,但因此落下了腰病的毛病。

1973年,刘永坦重回哈工大,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无线电系副教授。

同年8月,凭借扎实的“内功”,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出国外语培训快班,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迈出国门的学者。

1979年6月,刘永坦走出国门开始异域求学。

他所进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合作教授谢尔曼就是其中之一。

谢尔曼交给刘永坦大量英文文献,凭借过硬的英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刘永坦开启学霸模式,很快“啃完”了文献。

他的勤奋、刻苦和才华赢得谢尔曼的信赖和赏识。

谢尔曼让他参与到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中。

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一年多以后,刘永坦顺利完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研制工作。

谢尔曼评价说:“刘永坦独自完成的工程系统,是一个很有实用价值、工程上很完善的设备,其科研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很重要。

他的贡献具有独创性。

”进修期间,伯明翰大学授予刘永坦“名誉研究员”称号。

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认识。

传统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新体制雷达的研究,旨在让“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

“中国必须要发展这样的雷达!

这就是我要做的!

”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此在刘永坦心中萌芽。

1981年秋,怀揣开创中国新体制雷达之路的宏愿,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

对标前沿,为新体制雷达立项四处游说

历时10个月,一份20多万字的方案论证报告出炉

留学归来的刘永坦满腔赤诚地开始向哈工大、向国家有关部门宣讲他的“雷达故事”。

然而,当时“新体制雷达”还只是一个概念,国际上还没有做成的,很多人不信。

“美国做出来了么?

英国做了么?

”这是刘永坦被追问最多的问题。

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等领域都有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单位曾对该项技术进行过尝试,但由于难度太大、技术储备不足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功。

除基本思路外,刘永坦找不到参考资料,更没有相关技术可借鉴。

很多人认为刘永坦的“雷达故事”听上去很美好,但希望很渺茫。

好心人劝他,大的研究院所尚且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更别说一所大学了;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但刘永坦不改初衷。

苦心人,天不负。

这一切在1982年初春有了转机。

刘永坦向当时的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详实介绍了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大胆设想。

预研部门当场拍板支持。

随后,刘永坦着手进行细致的策划和准备。

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有厚厚的六大本。

1983年夏,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召开整整4天的方案评审会,最后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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